第一节  “双全型”——上海宝钢文化

所谓“双全型”，一方面是从生长点的角度去看，其命运扎根于改革，属“改革全新型企业文化”；另一方面是从对外引进的程度去看，又属于“全面引进型企业文化”。

一、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诞生
位于上海市东北部的宝山钢铁（集团）公司，诞生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转折点上。1978年12月22日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闭幕。第二天，全会公报发表，标志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正式开始。也就是在这一天，宝钢正式动工兴建。
在宝钢建设的利弊得失和抢建、停建问题上，发生了举世瞩目的争论。这是因为宝钢的许多做法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；宝钢迈出的步伐，令某些赞成改革开放的人也觉得太急了点：
第一，宝钢的投资额近130亿元，国家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的钱，要向国外大举借贷，这意味着改写过去曾经引以为荣的“既无内债，又无外债”的历史。有人心里嘀咕：值吗？
第二，宝钢不仅要从国外引进成套技术设备，而且生产用的矿石也几乎要靠进口；不仅从国外买进设备硬件，还买进技术软件，甚至买进全套管理软件。有人问：有这个必要吗？
第三，宝钢选址，基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，没有像过去那样出于“备战”考虑选择在内地的山区。但把厂址定在地面土层软、地下水位高、桩基难固定、工业污染已经够严重的上海，着实让人担心：工厂建成后会不会滑到长江里去！
各种疑虑，集中反映到了中央最高权力决策机构。1980年9月，在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，部分人大代表对宝钢建设中有关厂址选择、进口矿石、投资、环保和桩基位移等问题，提出了一系列质询。
1978年底，中央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大力提高经济发展速度。1979年提出了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针。宝钢1980年底大量引进设备刚到达工地，就不得不服从国务院从宏观调整出发而做出的“宝钢停缓建”的决定。当然，“调整”的方针并不是“消极”的措施，正如邓小平在1979年10月4日所说：“调整是为了什么？我觉得，是不是可以这样说，是为了创造条件，使得在调整过程中，特别是调整以后，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。”“停缓建”也不是“放弃”，正如宝钢人实际上所做的那样，他们对现场设备采取了有效的保护措施，克服了重重困难，做到人心不散，队伍不乱，维护不断，物资不丢，充分准备着，坚信总有那么一天，“停缓建”的宝钢会恢复建设。